日本的乡村振兴事实上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由于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进程，传统农村社会正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变，大量年轻壮劳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迅速造成农村空心化。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探索。

1. 土地改革，第一轮基建整备（1945—1950年代）

战败后日本在美军的强力推动下，强制将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自耕农，基本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后的农户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对战后日本粮食生产保障有重大作用。

由于战争中农村也受损严重，从195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动新农村运动，旨在修整农村基础建设。同时也开始探讨各地方的农业农村振兴计划，制定《农地法》开启农地流转的进程，促使零碎化土地规模化，但后期效果并不成功。

2. 放宽农地流转，全面改善基建（1960年代）

工业化发展高峰时期，乡村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与衰退问题， 也是日本密集出台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政策的时期。为了激活乡村，政府开展了第二轮大规模乡村基建——美丽乡村运动（町を美しくする運動）。

成就是乡村面貌大为改观，生活设施趋于完善，为后期城市人流与资金进入乡村铺平了道路。农地规模扩大化有了进展，但日本乡村依然以零碎化家庭小农户为主。

3. 继续强化乡村基建，乡村美化改造（1970—1980年代）

1970年代席卷日本的造村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农村衰败与生产力下降。造村运动之下，乡村的基础设施带着城乡等值的标尺进一步强化，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和面貌已不亚于城市水准。

在各地的乡村振兴探索中，一村一品理念脱颖而出，各地纷纷效仿，培育本地拳头产品。

1972年，农地局废止，设立构造改善局，强化农地构造改革，推进农业生产结构与农地规模化等工作。

还调整了农地法等一系列法律，扩大农地流转权限，允许农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

4. 开发乡村旅游，促进市民下乡（1980—1990年代）

日本经济最巅峰时代，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产生了巨大的乡村休闲需求。日本适时推出了《综合休闲区发展法》、《乡村地区发展法》等一系列加强乡村旅游建设的政策，引导城市市民下乡，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果反哺农村经济。生态游、体验农场、休闲游等概念风起云涌，体现了工业化后期中产阶级的内心需求规律。至此，历经40余年的日本乡村振兴建设起步过程结束。

5. 推进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化（2000年至今）

新千年后，日本人口老龄化持续严重，农村人口不足的问题加剧，再加上乡村的开发与旅游对环境有一定破坏，为了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化农业开始全方面推广。

通过全国统一的农业数据平台，为农民提供数据与信息服务，提高数字化农业水平，农业机械的持续升级与智能化推升智慧农业水平。

2001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构造改善局与国土厅下的地方振兴局合并，成立农村振兴局，专门负责乡村振兴相关事务。并在2009年，开启地方振兴协力队制度，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乡村振兴探索与实践，日本的农业实现了高端化升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大幅上升。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起步过程漫长主要因为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与风貌改造的工程量巨大，几乎持续了40多年才达到能迎接大批市民下乡反哺农村的程度。

日本乡村振兴除了以上五个阶段的逐步推进的整体经验之外，实际上更关键在于夯实了具体的四大措施：日本农协、乡村基建、市民下乡、一村一品。

日本农协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或JA）于1947年立法成立。是以农户合作、联合、经营与管理为主要功能的互助经济组织，对日本农业的现代化起着主导作用。

由于战后日本农村损坏严重，分散的农户难以提高生产力，日本通过立法成立农业协同组合，提供政策、金融方面的大量优惠支持，土地改革也在快速推进中。

最鼎盛时期，全国约有99%的农户加入农协，成为组合成员，也逐渐开放了有合作关系非农户申请加入。

农协起初由村、县、中央三级机构组织形成，在1980年代后，由于农户的大幅减少以及自身的人员冗余，精简为县、中央的二级机构。

日本农协全面参与着日本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生产、销售、金融、文化产业和衍生服务业等领域，是日本乡村社会与农业领域的绝对主导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

01

农业推广

农业推广可以帮助农民，尤其是难以获得技术指导的小农户获得必要的技术知识，从而通过普及更加先进的科技提升农业生产力，保障农业安全。

由于日本农协会员覆盖了几乎所有农户，因此农协被称为日本第二大农推体系。

日本农协的农推事业被称为营农指导，对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土地利用等方面开展的指导工作，目的是提高农户的生产力。农协不仅通过营农指导传授技术与先进知识给农户，还通过引入先进农业机械，教授操作方式，提升农业自动化、智慧化水平。

02

农业金融

日本农协在金融领域为会员提供全流程的服务，包括信贷、保险、融资等，是小农户发生资金短缺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种金融服务将农产品的销售、采买，乃至农民的寿险、婚丧嫁娶等全都纳入其中，在农协金融垄断的情况下，日本农户的生产与生活高度捆绑农协金融体系。

虽然农协通过金融以及交易的方式垄断了农户的大量闲散资金，但其存款利率通常略高于私人银行，且发放的贷款也通常非常优惠，小农户们可以极低的利息融资，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03

农业服务业

农家委托：随着劳动力短缺或者经营扩大等问题，农协也受理农作业委托的业务，客观上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生产效益的提升。

农村流通：对会员农产品进行统一销售、所需农机农具统一采买，是农协存在的最基础优势，统一的农村市场提高了农户的议价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附加值，农协自己建立加工厂、包装厂、物流中心、冷库，甚至直插终端，建立了批发市场、超市、直卖店等体系。由于整个链条由农协负责运行，农户大为省心省力，就更加愿意交给农协负责，也更加依赖农协的金融体系。

农协对所售农产品的质量有统一要求，也促进了农户的生产质量提升与标准化。

品牌农业：日本农协为了提升农业附加值，善于建立和经营农业品牌。农协通过高标准的质量认证，以及品牌符号的推广与宣传，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与价值。

04

JA农协正面推动力的背后，也有反噬力

日本农协对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扩张，其缺点也显露无疑。

由于其缺乏政府的管制，已经成为日本政坛影响力巨大的“农林派”，手握全日本农户的选票与影响力，政府的改革难以推进。

这种垄断力直接成为推高日本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日本出现天价西瓜、天价樱桃等都是因为农协的议价体系在农户与市场之间赚取大量剪刀差，“农林派”还影响着日本始终采取高额关税壁垒保护自身农产品市场的国家决策，导致国内、尤其是城市食品价格居高不下。

在农协金融资金大量用于房地产、娱乐、股市牟取暴利的情况下，日本乡村的弃耕现象也越来越重。

整体来讲，日本农协是一个前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后期缺乏更上层监管与制衡，在逐利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日本乡村与农业造成巨大隐忧的农业合作组织。

乡村基建

1955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新农村建设”的设想，是振兴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政策，中央政府使用强力金融政策工具，为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低息贷款、补贴，甚至是直接投资，集中在道路、电力等基础领域。

日本农村地区逐渐摆脱了二战后衰败、落后的现状，勉强跟上了全国的节奏，但与城市差距仍很大。

日本1950—60年代是工业发展最快的时代，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前往大城市务工，造成了劳动力紧缺、农民收入低等城乡差距矛盾持续扩大。

为了改善城乡差距，新一轮的“新农村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全面提高自来水与排水管道网络建设、推进高速公路连接农村与山区、建立专门机构修建防灾与水利设施，甚至推广、翻新与改建农村民居。

在环境方面大力推进资源循环理念、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在1960年代席卷全国，伴随着当时的经济高速成长与工业化进程，乡村成为了焕然一新的魅力土地。

日本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越是山区的乡村，基础设施越好，面貌越美观，甚至部分超过了普通城市水准。

深入各地的铁路系统更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日本全国铁路总长度约4.7万公里，由202家服务商运营，构建起了庞大且交织严密的铁路网络，日本铁路系统不仅密布于大城市，更是深入了山区乡野之中，联通起了全国的每个角落。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铁路系统大多改为通勤性质，成为了游客深入乡村、小镇等具体景点的最便捷交通工具，相较于汽车来说，铁道受众面更大，更易带来大批客流。

乡村宽带与网络的普及建设，也为先进农业机械以及农业信息数据的使用奠定了基础条件，这种软基建对智慧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在全国范围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美化，让乡村生活条件、服务、交通和面貌等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城乡等值，为日后城市居民反哺乡村经济奠定了先决条件。

市民下乡

基础设施与风貌实现城乡等值之后，最大的改变是城市居民对乡村更深度的接纳，带来了延续至今的“市民下乡”潮。乡村开始摆脱单一农业收入，最大化兑现生态资源、基础设施投资的价值，实现一二三产融合，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这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有效反哺农村的必经之路。

196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农村土地流转相关制度的出台，逐渐放开了专业农户以及规模经营者对农地的经营权。带来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引入了大量城市资金反哺乡村，大量小农户出租了土地经营权后可以有余力开展副业，农民兼业的可能性为进一步的城乡联动提供了人力基础。

日本政府早已意识到城乡加强联动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最典型的是于2002年设置的“都市·农山渔村共生·交流项目组”，以内阁官房副长官与农林水产省副大臣作为领导者推进，项目主要聚焦生态旅游、农林渔业体验、活动的开展等各种都市与乡村的交流机会创造，以及相关场地空间的整备上。

都市与乡村的交流就是把城里人往农村引。旅游，是最佳途径，于是观光农业应运而生，这种形式既满足了工业化后期城市居民对自然的向往，也能让有余力兼业的农民大量投身于“为下乡市民提供服务”的相关工作中，成为农民提高收入的利器。

为了更多的吸引市民消费，这个项目还明确提出了发展“滞在型休闲活动”，就是留下、住下游客。于是产生遍布日本乡村的温泉设施与市民农园，市民农园即农家将少量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市民业余耕种，收取一些土地利用费即可的经营方式。

市民既可体验农耕，也可以带孩子学习农业知识，修养身心。种点自己喜欢的花卉瓜果，时不时来打点一下土地。这种回归自然的惬意生活深受市民喜爱，甚至有些市民农园成规模的搭建了小型房舍，房后是出租的小块土地，常年租给某个城市家庭使用。

为了更加便于将乡村与市民联结，道站应运而生，道站（道の駅）是日本各地设置在交通要道旁、可供途经旅客24小时自由使用的休息场所，是区别于服务区、停车区的第三种公路休息设施，通常设置在一般国道与主要公路的沿途并具有综合性功能

日本的道站共有1,000多处，7成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带，通常与自然环境充分结合，是旅行者中途休息的热门选择。如今道站已是乡村地区农特产直销、文化推广的重要窗口，拉近了市民与乡村的距离。

一村一品

一村一品是多年来传播甚广的日本乡村振兴理念，是乡村振兴的具体手段和工具。事实上一村一品与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每个村都有一个优势农产品的含义不同，其原本含义更加宽泛和开放。

在1979年，时任大分县知事的平松守彦首次提出了一村一品的理念，并于80年代初一炮打响了县内的大山町（梅子与栗子农特产）和汤布院温泉这两大明星品牌，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轰动。

请记住大山町和汤布院温泉这两个例子，因为它们代表着，乡村振兴必须要有率先发展起来的重点突破案例的逻辑，同时也代表一村一品理念的应用，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农特产品。

平松守彦在他的著作《技术密集城市探索》中，详细地阐述了他所构想的一村一品的：

第一个目标，吸引人口：“一村一品运动的目标，第一是地区上的广度，与地方的结合。某名牌产品即使成了特产，光这一点还不能成为一村一品，重要的是他要成为各地振兴和改变人口过疏的对策，促进人们定居下来。”

第二个目标，提升技术：“一村一品要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不能依靠单纯的特产。要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产品，就要磨练技术，否则就赶不上日益国际化的经济潮流。”

第三个目标，培养人才：“培养向世界新技术进行挑战、具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这也是一村一品运动的最终目的。”

可以概括为引人、强技、育人的三大目标。

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一定能发展起来。乡村振兴要想有真正的成果，必须要寻求重点突破和重点投入，让一批乡村率先振兴，从而带动其他乡村。

大山町和汤布院就是自身特色足，被率先发展起来的典型。前者是农特产加工的方式，后者是特色资源深度利用的方式。但无论哪种，其实本质都是通过内生式的发展，实现更深度的城乡联动。

应该客观地看到日本乡村振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依然无法改变农业从业者一路跌破200万，人才青黄不接，弃耕面积持续扩大的整体情势。

乡村振兴在做好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的同时，需要重点突破和重点投入，以率先振兴的乡村逐步带动整体的改善，才是乡村减少输血续命，增强造血能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