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三部曲：谁来拯救中国乡村文明？

【2013年】

拯救中国乡村文明呼吁书

——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明发展命运反思

编者按：由中国公共经济经研究会、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中心、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承办的“首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文明命运反思”于2013年1月12日—13日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张孝德在论坛上发布了《拯救中国乡村文明呼吁书》，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对乡村文明的关注和思考。

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处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市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从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的转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

对于这个历史性挂点，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当我们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

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枰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中，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从文明形态上判处其死刑，使绵延五千年的乡村文明陷入无力回天的困境中。

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雄心勃勃地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不约而同地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

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走向城市化的过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如果说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死刑，夺取乡村文明生的希望，但至少我们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乡村有足够生命力来应对危机的挑战。只要给予中国乡村文明足够的时间，她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一旦启动，也许会创造起死回生的奇迹。

但是从2000年开始的拆点并校，对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乡村是致命的一击。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拆点并校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

但对于教育服从于工业化、城市化而言，却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拆点并校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成为小手拉大手，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这种方式在过去６０年里，创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20%人口的奇迹，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连续9年丰收的奇迹。而且这些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剪刀差、是农民在进城打工之余兼职的条件下实现的。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创造的这些奇迹，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他，反而更多的是不满和批评，以及坚定不移地改造。

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

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在启动。

按照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应当是类似西方那样，让中国农村应该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来养育80%的城市人。

展望这样一种农业现代化的前景，我们不仅兴奋不起来，反而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担忧。因为在这样一种现代化农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番景象：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将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惨状。

此外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会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在中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怀着对天地敬畏和感恩、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我们所憧憬的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之日，即是失去经济基础的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彻底消失之时。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

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其实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碎片化解构，与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输入外来制度密切相关的。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但是在乡村就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城市是进步文明代名词的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

比如，我们不加改造地、将适应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导入乡村的结果是，使中国乡村处在传统熟人社会组织丢失，而输入新治理模式又无法消化的断层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

如果说，按照城市模式对农业区的农村进行改造，虽然有食而不化的问题，但毕竟从农业到工业是自然晋级的过程。而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游牧区农村也进行同样的改造，其带来的负效应远比农耕区的农村还要大。

如盲目对牧区进行承包制、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改造给脆弱的草原带来许多灾难性后果。

承包制使草原资源整体遭受了碎片化分割，使传统草原互助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草原四季游牧空间和抗风险的能力。

在生产方式上，盲目推行集约化经营的围栏饲养模式与牧民移民定居工程，导致了水资源短缺、局部草资源过度放牧，导致了草原退化等问题。

反过来，又把人为外来输入制度造成的结果，作为认定游牧生产方式落后，需要进一步改造的原因。

在这样一种因果颠倒的恶性循环下，推进的让牧民移民的城镇化，无异于让一年级的学生，跳级升入三年级一样。

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如果成功，自然是好，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回不去，上不去的陷阱中。而目前大量研究表明，陷入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诱惑下，农民进入城市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的状况。这是因为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

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

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是农民非常清楚，美好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进城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原有乡土文化环境缺失带来的精神损失的代价。

在农民与政府博弈中，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房子和宅基地有多少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有多少是无法用货币来补偿的。

当然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与政府、房地产商的博弈中，他们是弱势群体，无力抗衡。他们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居住了上千年、上百年的村庄哪天会拆迁，他们在一种无助的恐慌和不安中等待被城镇化。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当代中国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开始饱受工业文明带来的成本之苦。

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高于城市。农村不仅承受着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

二、正见：拯救与保护乡村文明的三个理由

第一，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

被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导致乡村消亡，从两元走向一元的是城市化发展必然规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更是无法成立。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历史前提就不存在。鉴于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由此决定，中国与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是乡村。

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历次更朝换代中，作为皇权中心的城市，虽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但中华民族的血脉繁衍，并没有因城市的毁灭而中断。

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在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

所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鼎盛、衰微与消失，总是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至文艺复兴（公元1453年）被西方史学家称为欧洲的中世纪。

中世纪是西方进入农耕经济与乡村发展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被西方史学家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

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的问题，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相反，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问题，则涉及到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

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第二，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从逻辑上判定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前提，就是认为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乡村消亡是时代的必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前提下，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

当代人类正在进入以阴阳大交变，风水轮流转的时代大转变、文明大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时代，传统思维定式已经失灵，原有世界时空已经改变。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顿悟，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新时空中，我们发现：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

近代以来西方之所以成为工业文明的原创者，就是因为15世纪后兴起的工业文明与西方传统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文明具有高度契合性。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

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相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我们走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回归精神家园的路。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之路吗？肯定不是。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已经展现的新时空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家园不是城市，而是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

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与时代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乡村文明消亡认识来自工业文明的逻辑。

无论按照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还是工业文化要求，乡村都无法成为工业文明发展的载体，由此决定了乡村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命运，只能是被城市所替代，最终走向两元归一的终结结局。

这也正是目前支持中国城镇化的逻辑所在。相反，从生态文明的逻辑看中国乡村文明，恰恰具有城市化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而且负载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与生态文明的诸多内涵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

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如果继续延续工业文明的逻辑，来判定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那就是时代的误判。

第三，乡村兴则中国兴、这是中国文明史的铁律

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

中国几千年的朝代周期性更替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和修复这个底线的过程。这样一种朝代周期性更替规律，是中世纪的西欧没有的，同样属于东方文明的印度也没有。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于中国的今天，更适用于中国的未来。

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

但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目前正在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

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

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

三、使命：乡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六个作用

逢生态文明兴的中国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具有城市无法替代的六个功能：

一是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

现代的工业文明病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而且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

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不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为中国城市染上的这种文明病，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还要重。医治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解药，就在中国乡村文明中。在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中，中国先民发现，大自然虽然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给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

中国五千年中形成的诗经与易经、道家和儒家等丰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国先民“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几千年历史形成中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

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化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

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

诚然，我们不是简单地让人类回到中国古代耕读社会中，而是说，中国古代耕读的乡村文明携带着被我们可利用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二是新能源革命使生态文明建设再度从农村起航

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的边缘化地位。非均衡分布、集中开发、高运输成本的传统能源，使分散居住的农村处在分享工业化好处的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地位。

相反具有高度分散性、相对均衡分布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越是人口分布密度低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

新能源这种特性使农村获得了城市不具备的新优势。

而且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和消费的国家，而太阳能热水器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村沼气，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新能源在农村生活领域的使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而且新能源经济在农村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新能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农村将会成为引领低碳经济与绿色消费的新生力量。

三是乡村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态文明需要的新模式

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来看乡村生活时，恰恰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另一种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所捆绑和刺激起来的高消费、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的病态生活。

环保部披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能耗是农村的3倍。目前的乡村虽然没有城市的收入高，但农民享有城市用货币无法购买或成本很高的另一种福利，这就是人类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真情、健康、清洁空气、宁静和生态化食物等。

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看，农村的低消费使GDP增长不喜欢，但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需要倡导的新生活方式。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农民工，选择了在城市打工，却要在农村生活的生存模式。

四是生态农业革命：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目前，危机人类大多数人的最大危机是粮食危机，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是造成当代人类粮食危机的深层根源。

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工业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推广失灵的危机。

其深层的根源就在于：把解决工业领域化合物的科学技术方式，简单地搬用到农业中的生物世界，由于违背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结果导致了生物世界的破坏和危机。

同样，将满足追求无限增长的加工化合物的生产方式，搬用到以生命为对象农业领域，也严重违背了生命物特性和规律的生产方式。由此破坏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并造成了许多灾难性后果。

中国五千年农牧业发展，所使用的智慧和技术，恰恰是在遵循天道和命理的生命规律中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互助为主的游牧生产方式，同样也是服从于生命物质财富增值的规律形成的。

一个美国专家曾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耕种了5千年的土地，都没有耕坏，而现代工业化农业，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不可持续了。其中的秘密，就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是符合天道与命理的科学农业，而现代工业化农业是违背天道和命理的反科学农业。

当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这个革命的发源地就在中国。

中国农业革命，不是要革中国传统农业的命，而是要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结合中，探索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如果说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的新时代，那么中国的农业革命，也将为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另一个的重大贡献。

五是乡村绿色发展新机遇：乡村新兴产业潜力巨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生态经济，以及目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为边缘化的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

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为乡村承载现代产业经济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那么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文化性消费等，为中国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动力。

从目前发展趋势看，有六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

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二是乡村旅游业。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乡村的旅游将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

三是乡村手工业。在新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悄悄地复兴。

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

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六是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环境福利与浓厚的乡土人情，随着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乡村具有的养老作用越来越明显。

六是乡村就地文明化：创造城乡两元共生城镇化新模式

今天的中国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城镇化。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

生态文明需要乡村与城市两元共生的新人口居住模式。古代农业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乡村，城市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载体。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既不是简单回到乡村社会，也不是简单否定城市社会，而是在生态文明的时空中，实现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物质与建设、创新与传承、生活与生产等一系列的系统整合，而承担这个系统整合的载体，只能是携带着不同信息和基因的城市与乡村两元共生的载体。

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城市化目标，就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两元制衡、均衡、互动程度越高越好。

四、呼吁：共同建设乡村文明的五个行动

1．守住三条底线，给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目前迫在眉睫的是，我们要呼吁的是让乡村消亡的步伐放下来，最好是停下来。面对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寒流的冲击，如果我们守护好以下三条底线，乡村文明就有自我修复和复生的希望。

第一条底线：保护乡村文明的守护者。

我们关注留守在乡村三类20%的群体，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乡村中20%的贫困家庭，仍默默从事农业的20%的农民。

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这三类20%的弱势群体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是被淘汰者。但是从选择走在生态文明导向下走乡村文明发展的道路，我们则会发现20%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是这个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农业的守护者和载体，而且也是对这个乡村乡土情结最重的群体。

我们呼吁，无论出于保护我们乡村、守护我们的家园的需要，还是出于人本发展的需要，都要从保护乡村20%的弱势群体开始。他们是乡村文明复生的希望和底线。如果把他们淘汰了，乡村就失去了最后的复生与希望。

第二条底线: 要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游子留下回归的巢

我们一定要放长眼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目前萧条的村庄。我们绝不能武断地认为，留下的这些空房子，就一定是无用的房子。

我们应该知道，不仅人类感情变化是有周期性的，城市化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

也许今天走出去的向往城市、向往未来的年轻人，不喜欢封闭的乡村，但不等于他进入50岁之后也会这样想。城市化发展也是如此，发展到一定周期后人们开始厌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到乡下去，就会出现逆城市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界70年代之后，就出现了逆城市化，他们希望回到乡下，但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已经消失，所以他们只能回到郊区。

目前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苗头，改革开放以来进城打进入到50——60岁的农民工，也会开始踏上回家的路。

我们相信，在未来5到10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回乡的高潮。

告老还乡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乡村情结积淀最深的民族。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准备。在逆城市化中出现的回乡高潮，将是一个社会资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的过程，这也将是中国乡村文明复生的高潮期。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萧条的村庄拆掉了，让城市周边乡村社区化、城镇化，那么在未来逆城市化中和大量农民工怀着乡愁想回家时，他们将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回归的巢。为我们未来告老回乡的游子留下回家的巢，这是我们保护乡村文明不能突破的另一条底线。

第三条底线：要保护传统生产方式，为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集智慧、文化与传统技术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人类文明的财富，也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我们守住了传统生产方式，就为乡村文明复兴留下复活的根。

总之，守住了乡村中20%的文明守护者，也守住了乡村文明复兴的魂；守住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就守住了乡村文明发展的根；守住了我们的乡土文明，就守住了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底线。

2．重新认识与定位乡村价值，给乡村以生的希望

目前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是，是让判处死刑的乡村获得生的希望。我们呼吁在理论上，要走出主体缺失的西方之风，立足中国本土，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符合中国乡村文明的新理论体系。

我们呼吁社会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要重新认识与定位中国乡村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提升中国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们建议启动制定“中国乡村文明保护法”。真正使乡村承担起中国五千年文明成长之根，确立民族自信之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本，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之源的时代功能。

3．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的路

适应十八大后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时代的要求，适应赋予乡村文明所负载的诸多新使命的要求，需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第一，乡村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按照乡村文明本质内涵，乡村文明建应当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所主张的“五我乡村：即我村我素：我村有我村的元素和独特性。我村我品：是说我村能够建设成品位、品格、品质、品牌等四品的村庄。我村我业：在新历史条件下乡村完全能够形成自我发展的产业。我村我家：使建设好乡村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乐园。我村我根：这是一个能够吸引认祖归根、告老回乡、祖代相传的永续发展的乡村。

第二，乡村文明建设的原则，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需要进行。

我们坚信中国乡村文明有很强的自我复生的能力。你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乡村这个充满活力的自组织系统，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与发展能力。按照这个原理，政府应按照乡村的五个需要进行建设。即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精神是希望；最需要帮助是信任，政府不要越位干预；最需要的投资是公共投资；最需要的服务是病有医保，灾有互助、老有所养的服务；最需要的组织是自治管理。

当前农民普遍需要的不是城市化，那只是部分农民的需要，是政府的需要。所有乡村和农民的普遍需要是上述“五需要”。

第三，乡村文明建设的动力，是内求式的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依靠的是外求式创新，其实是缺乏主体性，跟风、模仿的外求式创新，使中国城市成为千城一面的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城市。

我们的村庄应该建成什么样的村庄，不需要去美国学习、向国外城市看齐，而是要我们智慧地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进行对话，从而找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那里去。

依靠这样一种“内求式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李昌平所讲的“五个我”的乡村文明。

为什么一棵树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因为每片树叶占有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所以每片都能创新。

何况，我们的村庄拥有如此大的空间，负载者如此丰富的历史时间，肯定能找到唯一的自我创新。

第四，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

中国乡村文明是一块尘封的玉，不是濒临死亡的老人。我们之所以有眼不识金镶玉，是因为我们心被尘封。拯救中国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是人类文明中心在轮回中再次回到东方之后的一次新涅槃。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代需要我们的顿悟，需要我们从惯性思维的迷途中觉醒，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我们呼吁那些，仍然误认为西方就是世界未来，追赶西方就是追赶世界未来的人们。转身回头看，真正代表新时代的曙光就在你的脚下，这才是我们回家的路。

我们呼吁那些，自以为生活美好的世界城市中的人们， 不妨放下那颗被城市中心论误导的心，到乡下看看，在那里你会体悟，阳光下的真善美世界原来如此。

我们呼吁那些，正走在从乡村赶往城市道路上的农民工朋友，我们要告诉你们，昨天乡村文明的死刑是误判，你们回家的路没有断，你们的父母仍然为我们守望着这方古老的家园，他们等待着你衣锦还乡或告老还乡。

我们呼吁那些，无论怎样推算都是农民后代、而且被权力和金钱捆绑的官员、商人们，你们所描绘的让农民和你们双赢的善举，其实这是一个颠倒的幻觉。希望你们回来，把幻觉变成理想，因为你们都是曾经有理想的人。

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其实我们乡村何尝不像我们的老父母一样，他们最缺少的不是钱，不是物质，而是希望我们常回来看看。

我们呼吁所有的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还是国内，不妨抽点时间，常回来看看，你们来了也就把希望带给了乡村。

第五，我们有一个梦：共建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美丽中国

我们应该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庆幸和自豪。因为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样性的乡村文明，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遗产。

从文化与历史看：我们有中华民族历史活化石的少数民族的村寨文明，我们有承担着中国民族兴盛衰微、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农耕乡村文明，我们还有负载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游牧乡村文明。

从产业类型看：我们有农耕乡村、渔业乡村、游牧乡村、手工业乡村、商贸乡村等。我们还相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乡村还会成为现代新兴产业乡村，如画家乡村，禅修乡村、总部乡村、太阳能乡村、学者乡村、高校乡村、科学家乡村、养老乡村等。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象力，面对中国高度多元化的乡村，都相形见拙。

从自然环境看：我们的美丽乡村更是缤纷多彩，在丘陵地带的有“诗意乡村”，在濒海、滨江的有“渔歌乡村”，坐落在平原上的有“田园乡村”，位于高原的是“天堂乡村”，隐藏在深山中的是“桃园乡村”。即使人走房空的废墟乡村，也魅力十足，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立在自然博物馆中的“古老乡村”，因为她的历史一定会比美国悠久，可能与法国同龄。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乡村文明充满了希望，不仅因为中国的乡村文明接到了时代太阳之阳气而复生，还因为今天中国乡村文明建设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的前行。

100年前英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只能在火车的轮子上进行，美国的现代化也只是在高速公路和飞机上完成。

而当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一开始就是在“三高一新”的高位上进行。

即中国有自有技术的高铁，正在酝酿中的移动多媒体高集中信息技术、以及已经遍布中国的高速公路，再加上高度机动性、低排放的新能源。

这种集工业文明遗产与生态文明新资源为一体的集成技术，将把中国带入突破空间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文明贡献的地球村时代。

这个新时代技术，不仅为诗意乡村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且也是在18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所追求的在西方没有实现的、也无法实现的田园城市建设将成为可能。

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的新天地时空中，在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提供的多元世界中，不是让我们与西方比谁飞的更高，而是谁飞的更自由、更幸福，这才是我们的梦，中国梦。

2013年1月12日

【2014年】

如何拯救，谁来拯救中国乡村文明

2013年元月，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的首届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我执笔写了一篇“拯救中国乡村文明的呼吁书”。如果说去年发出呼吁的目的，是要唤醒社会对国五千年乡村文明面临危机的认识，那么如何拯救，谁来拯救，则是要回答如何行动的问题。

一、拯救中国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

当今，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发展最致命危机，是来自我们对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失去信心危机。

当今中国乡村文明遭遇危机，不是时代不需要中国的乡村，而是我们在盲目追赶西方式城市化中，主体性、自信心缺乏的危机。

拯救中国乡村文明，有多事需要我们去做，但首要的需要从找回我们的主体性开始，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

蔓延五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在当今中国追赶西方式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面临何去何从危机。

一方面，按照西方工业化逻辑，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使中国蔓延几千年的乡村社会、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最终转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乡村消亡被认为是时代的必然。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乡村最终消亡之日，就是中国最终实现追赶西方式现代化之时。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占据主流的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着。

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载体、传承之根系、精神之家园的乡村，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又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乡村主导的中国历史与文明模式，以一种巨大的无形或有形的力量，决定着近代以来的中国走着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中国每一次重大变革原动力，给中国变革的提供能量的不是来自城市，而是来自农村。

从毛泽东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到邓小平领导的起始于农村承包制的中国改革开放。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乡村兴，则中国兴。

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乡村是中国最大特色，不懂乡村，就不懂中国。脱离中国乡村革命和改革，就会成为脱离中国国情方向走偏的革命和改革。

所以，判断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中国的乡村改革之路是否走对。

同样判断中国改革发展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就是看中国乡村和农民是否成为改革的收益者。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当今轰轰烈烈城市化，我们讲新型有余，讲特色不足。

所谓高端设计和许多地方所搞的城市化，没有给中国五千年的乡村文明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我发展权利。

在今天中国所进行的新型城镇中，被我们放弃的陷入萧条、凋零的乡村正在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殉葬品。

被我们精心设计“拆点并校”、“拆村进城”、资本进村、农民进城等一系列倒逼农民进城的举措中，农民不再是中国这次城市化变革的主角，而是被一系列来自高端设计左右角色。

我们把当今中国所有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解决，都赌在城市化发展的一端中。

如果说中国文明是一棵大树，那么乡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城市则是这棵大树上开花结果的树冠。而我们却只看到开花结果的树冠，误认为硕果累累树冠与树根没关系。

根深才能叶茂，“乡村兴之中国兴”的这个铁的规律，正在被我们淡忘。

可以说，目前放弃乡村文明的城镇化之路，是一条偏离中国国情方向的冒险之路。乡村绝不是一个正在衰微的老人，恰恰相反，中国乡村变迁，正在完成一个划时代的凤凰涅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是包含着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没有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乡村缺失的单纯城市化的复兴，那么中国伟大复兴就是一个断根的复兴。

所以我们的城市化，一定给乡村文明复兴留下空间的城镇化，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

当今中国2.5亿农民工进城，不是中国农民放弃农村的进城。2.5恰恰是中国乡村走向复兴与变迁的重要力量，恰恰是中国农村和农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最伟大的自我开放。

就像中国对外开放，成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一样。

大批农村进城，将会给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带来新道路、新机遇。

而目前主流理论却将农民工进城看成是，农民放弃乡村走向城市的进城。

大量调研发现，进城农民工，不是放弃乡村的进城，未来将会有大批农民回到的故乡。

他们今天不回去，不等于明天不会回去；他们的儿子留在了城市，但他们的父母却要回乡村；他们年轻的时候，希望到城市去创业，不等于他们会一辈子留在城市，他们年老的会回去。

中国农民需要城市，乡村复兴需要城市，就像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走出国国门一样，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国家。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农民，就不是要简单地鼓励农民留在城市。就像我们鼓励出国留学一样，虽然我们并不反对留学生留在国外，但我们的政策并不鼓励他们留在国外，恰恰相反，而是鼓励他们回国。

虽然农民进城不是出国，但我们以放弃中国乡村的理念，鼓励农村盲目进城，虽然放弃的不是国家，但确放弃的是中华民五千年文明之根。因为固守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最好守护者，是能是中国的农民。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农民和农村，目前最需要的是，给农民以最大相对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更要给中国进城的农民留下未来回家的路。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进城的农民，正在走向成熟，开始理性地认识城市和自己的乡村。

他们越来越发现，城市是他们挣钱的好地方，但乡村可以是他们低成本生活的好地方；城市可以给他们带来另一种生活和文化，但乡村才是他们的精神归属的家园；他们同时也发现，在某些方面乡村的生活红利已经开始高于城市，特别是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低成本生活等方面乡村独有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中国农民在大规模的进城中，走的不是一条不归之路，而是一条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之路。

我们相信中国农民在乡村与城市两极的游动中，将会做出他们应有选择。

他们既不便会排斥城市，也不会放弃农村，他们将会成为游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两栖化的新农民，他们年轻时候在城市，年老的时候，告老还乡回乡村，他们会过着一家两制的生活，儿子在城市，父母在乡村。

总之，他们会通过自己方式，过上一种兼享城市和农村好处，成为世界最幸福的农民。

我们许多学者将这成为半城市化。他们希望中国走纯而又纯的城镇化，让农民其实中国农民更喜欢走，以中国智慧创造的中庸之道的新城镇化之路。

二、新回乡时代：拯救乡村文明与未来

正真能够承担拯救中国乡村文明的人，只能是那些最需要乡村，也需要乡村拯救的人。

首先，拯救主人不是城市人，只能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主体只能农民自己。乡村文明复兴的路如何走，我们应当问计于农民。

目前迫在眉睫的是，我们要呼吁的是让乡村消亡的步伐放下来，最好是停下来。面对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潮流的冲击，拯救中国乡村文明最需要做的是守护好三条底线，给乡村文明以自我修复机会和希望。

第一条底线：保护与关心乡村文明的守护者。

我们需要关注留守在乡村三类20%的群体：一是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而是乡村中20%的贫困家庭，三是仍默默从事农业的20%的农民。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这三类20%的弱势群体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是被淘汰者。但是从乡村文明发展的道路看，他们恰恰是为中华民族保护乡村历史、文化与传统农业的守护者。

第二天底线: 要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游子留下回归的巢。

我们一定要放长眼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目前萧条的村庄。我们绝不能武断地认为，留下的这些空房子，就一定是无用的房子，走进城市的农民工，永远不会回来。

第三条底线：要保护传统生产方式，为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集智慧、文化与传统技术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人类文明的财富，也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我们守住了传统生产方式，就为乡村文明复兴留下复活的根。

孤阴不长，孤阳不生。在新时代中国乡村文明复生，既需要来农村自身强大的内生原动力，更需要来代表时代外部世界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来在拥有中国51%人口的城市。我们将其称为需要拯救的拯救者。

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不仅仅是乡村自身需要复兴，而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乡村携带着医治工业文明病和城市的病解药。

未来拯救中国乡村文明的另一种力量，是从城市中游离出来的需要自我拯救的人。中国乡村文明将会在这代表天地、阴阳两种力量的交汇中获得新生。这种两种力量又具体表现为正在酝酿中新回乡运动。

参加到中国新回乡运动的将有五类人群：

一是“新告老还乡者“ 。

“新告老还乡者”是指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未来5到8年，这些80年代考上大学知识分子80%的将到退休年龄。他们中的一批人将带着其智慧、资金回归农村，建设家乡。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从1977年到1980年录取的大学生有123万人，其中80%来自农村，估计未来将会有60%以上人，通过各种方式，短期或长期回到出生的老家养老。

如果其中有50万人回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告老还乡，将会影响中国50万个乡村的发展。

十八大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平均年龄56.1岁，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和在农村当过知青，未来5年他们将退休。在十八大选出的7名常委中有4名曾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

这些数字将预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会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告老还乡者，而且这种告老还乡将会得到中央决策的支持。

第二类，是改革开放后，出来打工的2.5亿农民工。

根据2012年统计数据显现，在2.5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大约有3570万农民工将到无法在城市就业的退休年龄，他们中将有80%，约有3000多万农民工带着他们收入、带着城市文化回乡养老或再创业。

这些青少年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工，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不一样，他们对乡村有一种无法割断的情结。《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公布了对全国20多个城镇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农民工不具备在城市购房定居的条件，年老后将被迫返乡，有可能导致“负城镇化”。

第三类，是新下乡知识青年。

随着城市就业难和乡村的发展，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新趋势。

新回乡知识青年，有一部分是村官。经过连续几年的选聘，目前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20万人。根据计划，到2020年，大学生村官要达到40万人规模。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生自愿回乡创业。截止2012年，已在全国近30个省份，在200多所高校建立了200多个支农社团，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的价值观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这种催化作用，将在未来5年内发生很大的连锁放大效应。

第四类，是随着中国逆城市化出现，一批城市人会回到乡村养老和从事乡村产业的经营。

最近几年随着雾霾天、交通拥挤、生活成本上述等问题的出现，目前中国已经初现逆城市化现象。

国内学者一直认为，未来5到8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退休高峰。未来5到8年之内，城市人口老龄化高峰和逆城市化会同步出现。截至2013年底，中国老人达到2亿人。其中城市退休人员1亿人。目前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一些老年人到郊区和农村养老。

我们相信，随着城市病问题的加剧，将会有更多城市人道乡村养老。城市人回乡，将会给乡村带来消费，带来乡村养老产业发展。

第五类，中国4千万华侨同胞将会寻根回乡。

随着祖国的强大，在国外华侨将会出现一个回乡寻根热。中国人往上推三代，大部分都是农村人，所以，他们要寻找的根，不在城市在乡村。他们寻根，也给乡村发展带来国际资源。

总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绝不是西方式的城市化之路，而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两元文明共生之路。中国走未来最大的挑战，不是重复西方城镇化，而是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