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群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到大学上课会发生什么？

很多时候，他们就像普通的大学生。在偏向理论的课上他们会犯困；老师发问时，教室里会长时间陷入沉默。上课前，教室后排座位是最受欢迎的，直到工作人员随机摆上姓名牌。

但到问答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开始向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抛出一个个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从政策堵点、筹资困境到合作意向，问题来自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具体且远离书斋。被提问的，则是国内研究经济与乡村发展的顶尖学者，为了把他们凑到同一天，主办方费了不少心思。

9月25日，由新希望集团永好公益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村长工作坊”共同举办的乡村振兴“村长班”迎来第一天讲学。如果问乡村振兴要做什么，村委会主任、第一书记和专家学者都会提到“发展产业”。可落到现实里，有的村是国家级样板，有的村还在“做南方的村已经做完的事”，“标准答案”已然演变出无数细微的疑难杂症。

“我们请来的讲员虽然都是大咖人物，但是希望村长们带着批判方式学习。”这也是北大国发院“村长工作坊”的课程设计者、北大国发院教授王超想呈现的一点：乡村振兴没有标准答案，但寻求答案的过程很重要。

“您今天讲的探索，我们每天都在上演”

刘文奎的课程，从回忆“失败”开始。他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年前他加入这个机构时，已经见过很多“解决不了问题”的农村扶贫项目。无论建学校、建卫生室还是发粮食、发衣服，几年之后村里还是老样子。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扶贫到底怎么办，如果每一次送点东西过去，乡村怎么发展？”他们的想法是，能不能找一笔大的资金，集中找一个村庄，看看村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项目。

2003年，一家机构捐赠了50万欧元，四川省配套了800万人民币，第一个试验落户大凉山。他们选出五个村，每个村投入200万元，这是一笔非常大胆的投资，当时北京回龙观的房价也不过每平米数千元。项目设计了五大类项目，包括升级发展、环保、建立执行机构和执委会、村民培训、环境改造等。

他们抱着很大希望，但项目结束后，农业专家的评估却浇了一盆冷水：项目效果很好，带来巨大变化，但项目有很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老乡最担心的是，如果基金会不再投钱怎么办，老乡强烈建议实施二期项目。我们希望是干一次就不去了，村庄就成了，没想到投入这么多钱、时间、精力，还是这样的情况。”刘文奎分析，当时资金投入太过分散，以为大量投资就能解决问题，没意识到产业才是乡村发展的关键。

2008年，他们有了第二次试验机会。汶川地震后需要灾后重建，基金会又从诺基亚等企业筹集到资金，想在绵阳找到发展产业的方法。这次的思路是，建立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召集“能人”带领村民发展。经过路演，一位德阳老板的食用菌种植项目获选，他认同发展乡村产业的理念，放弃在海外的高薪回来“一起干”。

然而， 这个项目半年左右就露出了败象。因为一些损失，老板失去村民信任，内外分歧加大，管理陷入困境。而后，当地推荐了一位草科院专家，到村子里做长毛兔养殖项目。一年后，养殖场也失败了，直接原因是经济危机导致的滞销，但深层原因则是长毛兔过高的死亡率。

“继续分析原因，不是技术和管理问题，而是背景问题，外来人得不到村民信任。最后，外来的经理和村民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博弈关系。”刘文奎解释。

下一次试验机会在玉树地震后。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在甘达村开村民大会时，他们要求必须从村里找出“带头人”。这次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了论证这个模型可以复制，他们又创造了民宿和水果品牌，“用合作社做市场方向，这条路成功率非常大”。在刘文奎看来，合作社的优势在于其规模效应、一损俱损的利益连接机制等。

刘文奎坦言，民宿和水果品牌能成功，离不开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背书和推广渠道。提问环节，“村长们”问得最多的，也是如何与基金会合作，加入其项目。“您今天讲的探索，我们每天都在上演，有坑怎么让大家知道避开，（如何解决）机制问题。希望村子有更多机会跟基金会合作。”一位村委会主任说。

债务、厕所与乡村价值

没有全国名气、没有国家级资源，一个普通的村庄，能复制这些模式吗？

类似的提问，也出现在李小云的课程后。其实，这位59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可能收到了那一天里，最多的笑声和掌声，下课后还不断有人找他合影。“来来来我也照一张，”李小云顺着过道走来时有村主任说。

李小云说自己喜欢讲故事，他的措辞兼具夸张与精准，亦不吝自我调侃，这让他的课堂颇具吸引力。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早期探索不同，李小云的现代乡村建设试验始于2015年，当时他到云南河边村调查扶贫，注意到当地艰难的生活条件，临走时村支书问他还会来吗。种种因素促使下，53岁的李小云辞去院长职务，到村里做试验。

“我做乡村研究，做国际研究，去了太多的村庄，”他不再满足于调研、写论文和政策建议的工作模式，决定“带着村民来研究这个村子的脱贫”。他注意到，农民有很多刚性支出，如教育、饮食、交通，但农产品年底才能卖钱，所以只能不断借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

了解到当地冬季度假资源丰富，李小云牵头做起了民宿产业，随着环境与公共设施逐渐跟上，在保留当地风貌的同时，村庄环境大变，收入也大幅增长。随后几年，他又在其他地区做了相似的尝试，亦取得效果。很多时候，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体现在那些日常的细节上。李小云屡次谈及对厕所和厨房的改造，“我们想的就是把乡村整个提升起来，把价值提升起来”。

李小云的现代乡村建设试验颇受关注，但也有村主任疑惑，这种规模的建设钱从何来？“大教授”带来的资源，别的村庄去哪寻找？而李小云的回答出人意料，对村庄建设的投入就是云南省的扶贫标准，和其他村庄完全相同。

“所以它的说服力恰恰在于，这个不是精心打造的样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他说。

但他也承认，自己为河边村的建设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在99公益日为每户众筹了一万八千元的装修资金；又从澳大利亚大使馆为每户筹集了一万元装修客房的厕所。讲到这，教室里又响起了掌声，李小云接着说，“有一点钱，不是大规模投资，你们村里都会有这点钱”。

著名经济学者、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还给“村长们”开了闭门讲座《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他强调的“企业家精神”——雄心、胆量、想法、魄力，在分享环节被“村长们”反复提及。某种程度上，这些理念与李小云的乡村实践隔空呼应。

寻求答案的过程

课堂时间终归有限，课后的提问却源源不断。有时提问者会谈起自己的感想，这让课程设计者、北大国发院教授王超屡次反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一整天的课程下来，王超觉得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唯一的不足是学员比较多，分享环节不够充分。他所期望的，是为“村长们”你提供一个“过程”，让不同的老师带入不同的视角，不断激发和碰撞。“很多人认为好像有一个什么标准答案，其实没有，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但是寻求这个答案的过程很重要。”

这种探索与思辨可能是当下的乡村振兴中最需要的。如果笼统地问“村长们”怎么振兴，发展产业几乎是“标准答案”。而一旦问及存在哪些困难？市场能否对接？资金是否充裕？每个村都面临不同的困境。

江苏的一个“明星村”，面临的是土地和资金的问题。“我们搞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很大，现在还是蛮紧张的，我们书记也是跟上面积极争取一些资金。你要有钱才能来办这些事。”但乡村发展肯定不能仅靠财政拨款，他们曾想去银行抵押贷款，但因为政策不明晰，而被银行拒绝。东北的一个村“还在做南方的村已经做完的事”，他们想通过出售土地指标筹集资金，但村民意愿不高。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王宾的课后问答环节，“村长们”还抛出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为了整治农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有的地方（非粮食主产区）一刀切，要求经济作物全部改种粮食，结果却是农民积极性大幅下降。有的村子应上级要求，主动流转土地承接企业，但却遭遇回款难。村集体内部的资产转移，在村民看来是“左手倒右手”，而财政部门则认为是“交易”，需要征税，这让部分靠近城市产业发达的村庄，负担格外明显。

在讲课时，王宾也特别谈及，从土地角度，下一步的改革要更好的赋权。他解释，农村改革的很多问题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不作为”，还有复杂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法，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一步都是改革的重点。”